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相当于印度的34.1倍，2013年进一步上升到35.4倍。
第四方程解释政府支出。这便是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
读者或会问上述的模型是根据西方的经济理论建立的，可能不会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投资便是由GDP的增加来决定。近年来我再用直到2006年和2009年新的数据，把这个模型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Economic Letters 经济学期刊出版。第三部分是不用模型解释的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当时中国实行配给必需品的政策，控制了粮食与棉布等的消费量。
解释总消费的方程有两个变数，一是GDP，二是去年的总消费。本文介绍了作者研究中国经济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机。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更好。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这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李克强总理说得非常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总体上是可控的。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第二，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在目前中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
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走势。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新常态 。
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在以往，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
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
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拉动内需失败留下的教训。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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